底线思维能力，就是客观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能力。底线思维最突出的实践效用在于提升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水平。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掌握并自觉应用这一方法论武器。

　　底线思维的实践应用有其内在固有的基本逻辑，具体而论，可从几个角度对其加以把握。

　　从客观规律角度看，底线是临界线。底线通常为人们所指的红线、下线，也是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线，一旦触及或突破临界线，事物的性质便会发生根本变化。不论在自然界还是社会中，这些临界线都以客观规律的形式广泛存在。比如，在自然界，冰点把水和冰区分开来；在社会中，党纪国法把守法公民、合格党员和违法乱纪分子区分开来。这些临界线是事物本质规定性的分界点，一旦突破，某样事物“是其所是”的根本依据就将荡然无存。就如同一旦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了；还如同一旦丧失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员也就必然名不符实、蜕化变质了。由此，在实践上，就必须对决定事物属性根本分野的临界线给予准确认知，这是在实践中用好底线思维的认知前提和逻辑基础。

　　从主体目标角度看，底线是目标线。底线通常都是临界线，但并非所有的临界线都会成为底线。底线的生成是和主体最低实践期望与基本实践目标的划定紧密相连的。因此，就目标尺度而论，底线是实践主体根据客观规律以及主体的基本需求间的综合作用而生成的。显然，目标底线的产生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主体在把握规律基础之上，根据历史方位以及实践条件作出的能动选择。科学划定目标底线离不开实践主体的科学研判，一旦目标底线的设置脱离实际，不论落后阶段或是超越阶段，都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失甚至灾难。这就要求我们在设定目标底线时，既要考虑目标底线是否符合当前发展阶段水平，又要考虑目标底线是否能够获得实践能力以及实践资源的充分支撑，更要考虑目标底线是否符合价值规范的基本约束。

　　从行为界限角度看，底线是警戒线。仅将思维和实践的深度停留在目标层面的底线，是无法有效确保目标底线实现的。就如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正所谓“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没有行动作保障，任何目标底线都无法筑牢，也最终难逃沦为“空谈”的结局。显然，目标层面的底线还必须进一步被解析为行动层面的基本原则乃至具体的行动规范。特别是要尽可能地明确，为了达成目标底线哪些重大原则是必须遵循的，哪些行动属于行为禁区是决不能做的，哪些行动又是必须执行的，等等。在此，底线也就转化为了行动维度的警戒线：该遵循的原则如若没有遵循，目标底线便会受到损害。此外，必须加以留意的是，从行为界限角度看，行动底线理应和目标底线相适应，底线过宽，难以保证最低期望；底线过严，难有行动空间。我们经常说，面对风险，要“有所准备”。不仅要有思想上的准备，更要有行动上的准备。不仅要有事前防范风险的准备，更要做好风险一旦发生该如何应对的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防患于未然，化风险于无形。退一步说，即便不好的后果真的来临，也能做到遇事不慌，有效应对，将损失减少到最小。

　　从行动结果角度看，底线是安全线。一旦在行为界限上稳守了底线，通常能够保证目标底线的达成，实践主体由此也牢牢地将自身置于安全线之上。而在安全线之下，后果难以承担、不堪设想，所有其他实践成果的成功意义都会随着底线的突破而灰飞烟灭。处于安全线之上，正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一切有利因素都会成为实践主体能够调动的资源，也就赋予了主观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的自由空间，创造了实践主体追求高线目标的行动空间。中国共产党人的底线思维，是将后顾防御和积极进取辩证统一起来的科学思维。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底线的忧患，绝不仅仅是单纯的风险意识，更重要的，还承载着使命担当的进取意识。凡事从坏处准备，与此同时，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底线思维的核心效用在于防范风险，但最大效用却是在化解危机的基础之上寻求实践的最优解。孤立地、机械地、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都是不可取的。

　　从重要意义角度看，底线是生命线。凡是称得上底线的事情，往往是生命攸关的大事，可以说，底线在则生命在，底线亡则生命危。正是由于底线如生命一般重要，我们必须由自己来掌握底线命脉，特别是要把稳守底线的能力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一旦丧失了这种能力或是把这种能力寄托在他人身上，轻则漂浮无依，重则失魂落魄，甚至可能会陷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可怕境地。（作者：古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