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切实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实做好。”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靠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不畏艰难、勇于牺牲的精神品质

　　在战争年代，要斗争就会有牺牲，共产党人坚持冲锋在前，毫不退却；在和平年代，要斗争就会有付出，共产党人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勇于斗争的精神蕴含在共产党人的血脉中。

　　早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李大钊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勇敢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组织了“神州学会”，揭露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行径，驳斥帝国主义分子鼓吹的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政治的谬论。1919年面对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几个人的卖国行为，他指出，我们的仇敌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卖国的也不仅是他们三个，所以，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达不到目的，必须“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把这强盗世界推翻”。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对于五四运动坚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方向大有益处。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就是井冈山军民在极端艰苦、残酷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威武不屈精神的真实写照。面对几倍以至十几倍的国民党军的“围剿”，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彻底批判了害怕敌人、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主张，批判了对中国革命悲观失望的论调，预见中国革命的高潮就将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军民充满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力量。他们不为貌似强大的敌人所吓倒，不为革命力量的暂时弱小而气馁，不为眼前的困难所屈服。他们“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以梭镖加土枪一次又一次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终于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等诸多辉煌胜利，保卫了井冈山。

　　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的存亡，冲锋陷阵，与日寇浴血奋战，英勇牺牲，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模范。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他用武松打虎的故事激励干部战士的斗争精神。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深入阐发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斗争能量，强调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就必须全民动员起来斗争，进行人民战争，这样才能取得持久抗战的胜利。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开展人民战争。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的是败于中国。正确地说，败给了中国人民。”

　　经历了几十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建立了新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敢闯敢试，把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使中国人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开展斗争

　　进行伟大斗争，必须科学把握时代的斗争精神。斗争是一门艺术，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在斗争中讲究方法、策略和艺术。

　　敢于斗争就是要坚定斗争信心。只有坚定斗争信心，才能知难不惧、锲而不舍。在日常工作中，斗争绝非庸俗地为私利而斗，而是直面前进道路上的风险和挑战，不断攻坚克难，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在红军长征最困难时刻，张国焘搞分裂活动，使中国革命步入危急关头。此时的叶剑英以敢于斗争的精神，坚决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机智勇敢地同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中央的阴谋作斗争，保证了党中央和红军胜利北上。毛泽东说，叶剑英在长征途中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称赞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周恩来也引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来赞誉他。

　　善于斗争就是要谋划斗争策略。发扬斗争精神绝不是逞强好胜、好勇斗狠，也不是盲目冲动、不讲变通，而是在坚持原则、坚定立场的基础上因时因势采取最为有效的行动，以达成既定的目标使命。领导干部既要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见招拆招的硬功夫，又要有四两拨千斤、借力发力、借势谋势的软办法。只有提高斗争策略，始终坚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有机统一，才能更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萧劲光一生遇到过种种艰难险阻，历经坎坷。但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无产阶级党性。1946年10月，党中央和东北局为粉碎国民党“先南后北”的战略攻势，决定派萧劲光等去南满工作，此时的南满，形势异常紧张，国民党军步步紧逼。面对严峻形势，他们深入调查，分析形势，从敌情、我情、军情、民情，联系到东北和全国的形势，确立了“以战求存”的灵活战略方针。正因为萧劲光巧妙地利用了当地的形势开展斗争，才有我军在东北战场上演的“四保临江”精彩一幕。

　　科学斗争就是要提高斗争艺术。不提高斗争艺术，就会失去斗争的主动权。

　　在中国革命的许多紧要关头和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处处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具备的能力。他把坚定的斗争精神与灵活的策略融合起来，显示了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一方面，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在党和国家遭受严重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奋起抗争；另一方面，他顾全大局，从实际效果出发，以清醒和理智的态度，牢牢掌握工作的分寸和火候，将党的损失、国家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使自己生命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以斗争精神整顿作风优化环境

　　进入新时代，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求我们必须增强斗争意识、永葆斗争精神。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斗争不是“内斗”“乱斗”“瞎斗”，而是强调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扛得了重活、打得了硬仗，以动真碰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状态，以闯关夺隘、善作善成的意志品质，不断攻坚克难。

　　2019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其中，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有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有实践经验，有胜任领导工作的组织能力、文化水平和专业素养”。这给各级干部提供了斗争的依据和遵循。

　　第一，要与不良的社会风气和破坏国家安全的人和事作斗争。当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调整和思想多元化带来的冲击，导致社会各群体之间价值取向有所差异，金钱崇拜、追求享乐、个人主义等给社会风气带来负面影响。对此，我们要坚决开展斗争，为净化社会风气提供正能量。特别是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员干部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高度的政治职责，以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精神，主动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爱国者包尔汉面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互相勾结的局面，同鼓吹分裂的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以铁的事实，撰写的《论阿古柏政权》等文章，剖析分裂势力的来龙去脉，阐述新疆与祖国的关系。文章中有对侵略者的无情揭露，有对别有用心者的有力鞭挞，也有对无知者的认真提醒。这篇文章后来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第二，要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前不久，中办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指出当前不少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原则。李鼎铭作为开明绅士代表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他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与其他11名议员提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议案。议案提出后，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但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甚至有人怀疑李鼎铭提出议案的动机。毛泽东看到这个议案后非常重视，阅读并用红笔画圈标记重点，并一字一句地抄到自己的本子上，还在议案旁写了这样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1月17日，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边区财政经济计划草案时说：“边区财政经济方针须实行两大原则，一是精兵简政，调整人员，二是扩大收支，发展事业。”几十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地以“反对形式主义”作武器，将斗争进行到底。如今，《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又一次把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摆在重要位置。如何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成为检验广大干部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勇气、提高斗争本领的标尺。

　　第三，要与违背党的优良作风的行为作斗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和好人主义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不同程度地存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好人主义盛行，有问题不指出，有过错不批评，这种庸俗作风盛行之处，往往就是党组织和领导上政治软弱、作风涣散的地方，就是党员、干部中出问题多的地方。”可以说，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差不多先生”，还是做敢于亮剑勇于斗争的“啄木鸟先生”，不仅是作风问题，更关乎党性原则。“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令人深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言行启示世人，对党忠诚，应当是一种无私忘我、行端影直的净气，是一种铁骨铮铮、腰杆挺直的骨气，更是一种敢于碰硬、敢于攻坚的勇气。（叶介甫 余敬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