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7年4月7日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信既是社会合作、发展的道德基础，也是个人修身、幸福生活的道德基础。

“信”之德的要义是真实无欺瞒、信守不违约、践行履承诺、重视信声誉。信既是社会合作、发展的道德基础，也是个人修身、幸福生活的道德基础。

中国古人一直以道德为约束，秉持信的价值观念，影响当代，感召后人。

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了“信”的理论，希望通过“信”来维持过渡时期的社会秩序。孔子认为“信”应该成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因而提出“信”是立国之本的观点。

在社会生活中，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人如果不讲信用，就无法在社会立足，可以说诚信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道德要求。子张问孔子如何处世时，孔子告诉他：“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孔子认为，言而有信，得到别人的信任，即使在异族部落也能畅通无阻。言而无信，就是在自己的家乡本土，也难以通行！在孔子看来，“信”是立身处世的前提，是人行事通达的根本。

从个人品德看，孔子认为“信”是做人必备的品格，是安身立命的基础。孔子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中庸》也说：“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即孔子把“信”看作是做人最基本、最底线的道德人格。孔子还进一步指出：“能行五行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孔子把“信”作为实现“仁”的一个条件。可见孔子把“信”看作是达到理想人格的基本途径和基本准则之一。

孔子之后，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的孟子，也对“信”展开了富有见识的解读和论述。孟子之“信”是人自然的美德，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法则。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认为“信”是一种自然的美德，这种人自身天然的德行，是个体为人处世的根本。

孟子为了规范人们在社会中的基本的伦理规范提出了著名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孟子并不仅仅把“信”看作是朋友之间交往的基本道德准则，扩而充之，把“信”看作是社会交往中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

在孟子这里，他首次把“诚”与“信”相结合，他说“故君子可欺之以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虽然当时“诚信”意思还非诚实守信之意，但孟子的对“诚”“信”的组合，为后世诚信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础。

荀子作为先秦儒家在战国后期的一位集大成者，将法、墨等各家的“信”思想纳入儒家思想的体系之中，论述了非常丰富的关于“信”的伦理思想。

作为修身的重要内容，“忠信端憨”同样是荀子所倡导的，他认为信“是仁人之质也”。荀子把“忠信”视为“三德”之一，作为做人的根本。信“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只有讲信用，人才算是取得了做人的资格，否则便成了“禽兽”。荀子认为不讲信用的人是“奸人之雄”，把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人斥之为“国妖”。这些言论充分反映了荀子对不守信用之人的深恶痛绝。“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荀子认为信是行事通达的凭证，自身拥有“信”才能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在社会立足。这也表明了荀子的观点：信守诺言，才具备做人的资格，然后才能遍行天下。

到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首次把“信”列入“五常”之中，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指出：“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董仲舒在孟子“四德”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信”，至此“五常”观念正式提出，也成为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这是“信”第一次取得了与仁、义、礼、智平等、平行的地位。

古人还对“信”作了精辟的界定：“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所谓信也。”“信”就是信守承诺，诚实守信，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鼎盛时期，唐初的治国共识是：“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德行礼仪、诚实信用乃是国家执政的大纲。

唐中宗、唐睿宗时期的大臣萧至忠，曾经与朋友约好某日于街中某处相会。到了那一天，突然下起大雪来，家人都劝他不要赴约了，但是，萧至忠认为：“焉有与人期，畏雪不去？”坚持赴约。在约定地点，立于雪中等待了很长时间，雪下了一尺多厚，那个朋友才来。后来，萧至忠官至宰相，“及登廊庙，居乱后邪臣之间，不失其正。”

到了宋代，提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甚至出现了诚信状元王拱辰。天圣八年（1030年），王拱辰到京城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被定为状元。然而王拱辰却认为，考试题目刚好做过，被选上状元是侥幸，不想为了当状元而败坏自己的诚信。宋仁宗听后，特别赏识王拱辰的诚实，认为诚信比才华更重要，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于是把状元又给了王拱辰。在此后的五十五年中，王拱辰以自己诚信正直的品格和惊人的才华，得到百姓和官员们的尊敬。

明清晋商以诚信为经营理念和修身准则，成为自己的无形资产，整个晋商团体代代恪守诚信的生意准则,经商长久取胜，雄踞商界达五个多世纪。梁启超就曾用“晋商笃守信用”来高度赞扬晋商的诚信之道。

不论是清末民初，康梁等维新派以“孝、悌、忠、信”新“四德”，还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都把“信”作为德之重要一项，在治家之道、兴业之道、治国之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作为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被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政府要带头讲诚信，决不能随意改变约定，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同时强调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这些都体现了对诚信、信用的重视。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整体性跃迁明显，不仅引起了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变化，而且使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前以传统文化为契机，把“信”作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价值标准，实现价值导向和社会秩序的整合有着重要意义。

从孔子对“信”的整体构建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的思想内核不断深化。古往今来，信，作为一种社会价值，一直在传承，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