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明初最负盛名的文士，无疑当属宋濂，他不只文章好，为人为官都很成功，故而众望所归。

　　在古代，礼制享有崇高地位，特别是祭祀。每年冬至日要于国都南郊祭天，夏至日于北郊祭地，这两项大祭一般都由皇帝亲自主持，此外还要按时祭祀宗庙、山川等，这些国家大典十分隆重，也极其神圣。此外，各种仪式所用之乐律、不同身份所服之衣冠、国家万民所用之历法等，皆为古代礼制之重要内容。朱元璋将这些事情统统交给宋濂来负责，宋濂文化底蕴之深厚可见一斑。

　　史载，宋濂并非幸运儿，而是一个险些夭折的病秧子，“为婴儿时，极多病，每患风眩，辄昏迷数日”。但就在这样恶劣的先天条件下，宋濂竟能成就大器，其个中根由不能不令人惊异。

　　据宋濂所言，父祖的言传身教是对他人生影响最大也是至为关键的因素。祖父宋守富是一个“性忠信，启口露肝胆，不肯作世俗软媚无实语”的人，是即是，非即非，有风骨，有原则。与人交往，一诺千金，富有爱心，深受族众闾里尊敬。

　　宋守富曾语重心长地叮嘱幼小的宋濂说：我们宋家有非常好的家风家范，我的爷爷为人宽厚，恻隐慈悲，以扶危济困为平生最大乐事，但却从来不欲人知，不求回报。我的父亲也是个菩萨心肠的人，舍得施予自己的一切。由于经常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以致家徒四壁，萧索非常。到了我这里，这样的家风和行事方式，没有丝毫改变，一切以先人为榜样标杆，每遇事则扪心自问是否有所偏离，必俯仰无愧于天地方能安然入睡。你现在虽然还小，但也必须记住，做个有德行的好人是一辈子最为重要的事情。

　　宋濂的父亲宋文昭也是个忠厚长者，心地善良，磊落坦荡，无不可与人之言，无不可告人之事，哪怕“三尺童子亦待之以诚。”因此，人人皆为其点赞：“斯人无伪言伪行，当信之弗疑。”他言之切切，语之谆谆，对宋濂寄予厚望。他说：我家数代先祖，出了多名旷世大儒，道德文章受人景仰。我非常自豪，但又非常恐惧，害怕到了你这里，弃圣绝智，败坏家风，愧对先人，以致我夜里都睡不好觉，辗转反侧，心不能安。看到有些人苦心孤诣，甚至不择手段谋取良田美宅，给子孙留下海量财产，可是用不了多少年，就都败光了，实可悲也，我不愿意这样做。也有人不在正心诚意修身上下功夫，不在铁砚磨穿、力追前哲上苦磨砺，却热衷于攀附钻营，稍有得志，即贪赃枉法，为祸百姓，以致丧家败身，辱没先人，这样令人唏嘘感叹的事我不会做。我希望你摒弃富贵利禄，一心向圣贤看齐，哪怕穷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也心甘情愿。“予所望汝者，为孝子，为悌弟，为良师儒，虽贫至骨无憾，但得州里之人咸指曰：‘吾氏有子矣！’吾之深愿也。”

　　宋濂一生行事，确有父祖遗风，他苦读圣贤之书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程度，不积私财，不置田产，真诚无欺，厚德载物。当朱元璋询问宋濂群臣的优劣，宋濂只举那些贤良之臣，并说:“善良的人与我交朋友，我了解他们，而对那些不善之人，我不了解他们！”朱元璋甚为满意，极少夸奖臣下的他特作诗赞誉曰：“聪明心地实无欺，灿灿文章真可梯。论道经邦谁解及，等闲肯与佞人齐？”

　　对宋濂的一生，郑楷中肯的笔墨尤其令人瞩目，他这样论之：“博极群书，而自处若虚；身备盛德，而守之如愚。名震当世，而谦退不居；泰非金马玉堂，约非蔬食草庐。视外物之去来，同浮云之卷舒。”这是多么高的评价，若非修养达到极高境界是断不会如此的。

　　大树之所以能笑傲风雪，顶天立地，就在于其根足够深，足够壮，营养足够充分。宋濂这棵“参天大树”正是因为其父祖给予了他极其强大的精神养分，才使他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所幸袛奉诲言，立身行己，颇无愧怍于人，庶几弗悖于府君之教者。”宋濂的自白之语，无疑真实印证了这一点。（马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