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因为文化的力量总是无声地融入经济、政治和社会中，孕育无形的凝聚力、向心力及亲和力。

政治生态现象，归根结底是一种内在于政治活动和政治领域里的文化现象。政治文化是可塑的，通过引导、培育和塑造出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最大限度发挥政治文化对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作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艰难的社会转型，而这一进程还远未结束。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政治生态未能全面及时注入足够的正能量，而在某些方面陷入了失序状态。政治生态的恶化，阻碍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顺利实现必然产生一些反作用力。

对此，党中央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种场合作过生动、深入的阐述，政治生态不仅要治标，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更要治本，注重源头治污，着手建立一套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自我净化系统。

　　一

所谓政治生态，它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其核心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纪律问题和作风问题。良好的政治生态，可以内聚人心、外树形象，可以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可以集中精力、形成合力，从而更好地带领人民群众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为中国梦的全面实现夯实基础、铺平道路。

随着中央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政治生态良性发展已经起步。但毋庸讳言，当前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政治生态问题仍然严重，以致扼制政治生态恶化势头已到了刻不容缓、间不容发的关键时刻。政治生态问题，突出地表现为：

买官卖官现象尤为严重，广为流传的“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暂缓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等顺口溜，其实已成为官场非理性文化的潜规则而大行其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屡见不鲜，带病提拔、边腐边升司空见惯。

结党营私的圈子文化并非孤例，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时有所闻，而法律尊严、政府公信力、社会公平和市场规则被一些人抛在一边。

政治生态问题还包括：特权现象颇有市场、投机钻营不乏其人。此外，庸政惰政、弄虚作假等问题十分常见，导致了原则丧失、法纪废弛。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当前，有所好转的政治生态仍然很脆弱。政治生态的净化，必须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二

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出现迥然相异的社会政治生态。

400多年前的1583年，一位意大利人来到中国，经过百般努力，终于将大明帝国之门推开了一道缝隙。他就是利玛窦。在明朝官署绅门之间游走几近30年，他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在其去世前的1608年开始撰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书中，他以冷静、客观、细致的笔触，回顾了其在华的近30年经历，特别是与各色官员打交道的情况，对明朝晚期廉吏守正与污吏贪鄙、宦官横行等官场生态，有着生动的记述和深刻的揭示。

在这位西方传教士的笔下，既有热情而谨慎、乐于助人而又善于自保、爱财却又节制有道像岭西道王泮、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大学士沈一贯等传统知识分子，也有像江西巡抚陆万垓、两广总督郭应聘等官员，他们既不排斥传教活动，也不接受传教士礼物，而是以一种清风明月式的关系，表现出君子之交的清雅与淡泊情怀。

然而，在其笔下展现更多的则是已经逐步走向式微的明末社会政治生态。一些大权在握、徇私枉法的地方官员或朝廷大臣公开索贿，“有时候，被告送给大臣一笔巨款，就可以违犯法律和正义而得以活命”。利玛窦在南昌时，他手下的郭居静神父就受到了韶州府“第三位官员（指董廷钦）”的勒索和报复，“他毫不迟疑地运用他的职权以图报复他认为是神父对他的侮辱。侮辱的根源是他怨恨当他想要他们的天文钟时，神父们没有把它留给他家。他接受了暴徒的诉讼，把教团的两名仆人叫到他的衙门，当着原告的面痛打他们”。

还有一些官员就像今天我们社会中出现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样，他们利用职权私贪暗占，比公开索贿者做得巧妙而隐蔽。比如两广总督刘继文，他还未到肇庆上任时，就将利玛窦等传教士遣回澳门，然后顺理成章地霸占教堂作为自己的生祠。

对此，利玛窦有着深切的体会，他说：“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

当然，在我们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私人笔记、市侩小说中，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政治生态现象，也有着丰富的记载。尤其像晚清的《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讽刺、谴责小说，对官场的黑暗、世道人心的险恶，更是揭露得入木三分，分析得鞭辟入里。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每个朝代都有过相对清明的政治生态，也有过污浊腐败的政治乱象。前者确保了王朝的兴盛，而后者严重腐蚀了社会政治肌体，除少数所谓明主通过革除弊政实现了中兴之外，多数都直接导致了王朝的崩溃与衰亡。

我们说殷鉴不远，我们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照镜子可以正衣冠，读史可以知兴替。改革开放以来，机制体制改革以及相关配套改革的相对滞后，导致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政治生态出现乱象和问题，应足以引起我们的震撼和警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重构政治生态，营造廉洁清明的政治生态环境，是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全党、全国人民只能赢不能输的一场艰巨的战争。

　　三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类社会特有的、也是复杂而饶有兴味的现象，就是文化。它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换句话说，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

由此可见，政治生态现象，归根结底是一种内在于政治活动和政治领域里的文化现象。政治生态出现的问题，同样也是由沉渣泛起的文化糟粕造成的问题。反观当前的官场文化，很多问题的出现既令人啼笑皆非，又让人痛心不已。

政治生态的重构，必须剔除文化中的河豚毒素，自觉选择先进的、富有生命活力的文化作为基因的重组、凝结与支撑。

政治文化是可塑的，通过引导、培育和塑造出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最大限度发挥政治文化对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作用。当前，我们一方面要从深厚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政治文化、政治文明的营养，为优化政治生态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撑；另一方面，要合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来促进我国的政治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要求领导干部要“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并且提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等具有深远指导思想的论断。

一部中华文明史，有着丰富的政治文化资源，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成为维护国家统一、调节社会关系的重要准则。它是我们重塑政治生态和政治文明的灵魂与基石。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就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刑”思想，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儒家“德治”理论体系，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提倡“为政以德”与“为官以德”的德治学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无疑是儒家理想中的政治生态。

借鉴和弘扬传统政治文化，要始终坚持立德修身来加强党性修养，坚持身体力行以德服众，用“道德力量”驾驭权力，坚持恪守官道以德为先，把道德修养、道德自律放在第一位。自觉做到心忧天下、情系苍生、勤奋敬业、清正廉洁，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凝聚力量，为事业发展和个人价值实现奠定坚实的人格基础。

古人说“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弛则国乱国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是事关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举措，更是政治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石。继承和创新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践行法律的积极性，营造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良好法治氛围，构建安全的政治生态系统，才能开创政权、民众与官员和谐共赢的崭新的政治局面。

重塑政治生态，还要求我们全面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

十八大以来掀起的“打老虎，拍苍蝇”反腐风暴，正在强力驱散我们政治生态中的毒素和雾霾，而要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必须坚持标本兼治，以文化的力量重塑政治生态。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坚信，浩浩荡荡的文化活水定将孕育出光彩夺目的政治生态之花。(中国纪检监察报 韦法明)